最新首发的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中标利率只有2.53%，低于市场预期，也低于30年期国债首发利率2.57%。6月17日尽管央行对MLF利率未作调整，但国债收益率曲线开盘后继续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跌破2.29%，30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2.50%附近。

　　记者张智北京报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一周，与财税体制改革相关的会议不断。

　　7月29日，财政部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7月31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表示，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政部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活力。

　　三天三场会议，将财税体制改革的脉络铺开。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记者表示，按照党的三中全会要求，未来五年，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和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将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财税改革纵深推进

　　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

　　改革方面，按照财政部安排，要坚定不移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及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

　　他表示，在税收方面，健全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在预算制度方面，大力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提升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收入上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上要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管理上要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做到“小钱小气、大钱大方”，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在转移支付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清理规范重点聚焦在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在央地关系上，财政部改革重点十分明确。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完善被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多点突破、成效显著。”王建凡表示。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表示，财税体制财权事权不匹配一直是财税改革的难点，要强化财税体制，要构建权责明晰、财力协调和区域协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尤其是要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放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的分享比例。需要改革的问题还很多。

　　“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三中全会要求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扩展地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这使得地方财力能够进一步提升，使得与其事权更好地匹配。”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CMF论坛上对《》记者表示。

　　扩大地方财源，增加中央事权

　　王东伟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财税体制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现行地方税体系，在保障地方政府财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行地方税制度体系不够完善、结构不尽合理、税权配置不够健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据了解期货配资模式，按照现行税制，消费税全部归属中央，主要在生产和进口环节征收。

　　“下一步，我们考虑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统筹考虑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税收征管能力等因素，分品目、分步骤稳妥实施，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改革环境保护税，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收范围。”王东伟表示。

　　与此同时，适当扩大地方税权。

　　近年来，在环境保护税法、资源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地方税立法中，已赋予省级地方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税收减免等管理权限。今后，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基础上，探索研究在地方税税制要素确定，以及具体实施上赋予地方更大自主权。

　　“将来可能会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费，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使用税率。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长效机制。”刘瑞明表示。

　　此外，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据了解，非税收入主要归属地方，是地方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计划深化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对于收费公路问题，将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推动优化相关政策。

　　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

　　“因为中央大量委托地方事权偏多，财力跟不上，中央相对财力充裕，但是通过转移支付来转移给地方。适当上收事权就会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这是阐明了新一轮财税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核心就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推进财力和事权更好地匹配。这将大幅度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王一鸣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当前财政部已经基本完成了主要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时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逐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一个总体思路是让地方税收自主权更加加强，让地方的事权和税权能够更加匹配。”刘瑞明表示。